为什么一旦开始阅读金庸，就停不下来? - 比思論壇

1924年的今天，一代武侠小说宗师金庸出生。香港作家倪匡曾说：“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金庸的小说。”金庸武侠受欢迎的程度由此可窥一二。

“一个好的小说家不难赢得一大批读者。但是，能够迷住一大批具有不同教育程度、不同背景、不同社会阶层、性别和年龄的读者，依然相当令人惊奇。”作家田晓菲在其文《瓶中之舟——金庸笔下的想象中国》里如此评价金庸。

在她看来，金庸武侠小说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灵活运用。而金庸小说的魅力不仅“源自一种强大的文化怀旧情绪，更源于人们对于梦幻的热爱”。

金庸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具有很容易就能辨认出来的所谓文化典型性格，比如说威严但是心地慈悲的方丈，相思深重的少女，为了金钱或权力而失去理智的贪婪之徒。

比如说武功的最高境界往往只是在无意中得来，而不是由于有意识的贪婪追求；一个诚实天真的年轻人，不一定有天生的聪明，甚至在世人眼中可能是憨厚得过了头而近于“痴傻”的，却偏偏能够“得道”；上乘的剑术不在于掌握了所有的招数，而在于到达“无招”的境界——因为任何有形的招数总有被破解的办法，但是没有招数、超越了教派的剑术却无人可以战胜；在一种意识形态和另一种意识形态之间，甚至在善与恶之间，作此是彼非的价值判断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种抽象概念之间的争执可能导致狭隘的视界并滋生偏见；归根结底，众生都是受苦者，需要的是广大的同情而不是仇恨。

至于金庸小说中的情节，很多都能令人联想到传统的志怪故事或者明清的笔记小说。此外，还有许多对佛经、道藏、老庄的引用，涉及诗词曲赋、琴棋书画的段落更是俯拾即是。金庸最精彩的作品之一——《天龙八部》，题目就来自佛教典故，与贯穿此书的佛教主题相互呼应。

《射雕英雄传》里面的桃花岛，是武林高手黄药师和他美丽任性的女儿黄蓉的居住地，这个有如仙境的海岛正好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蕴的意象。它很容易使人想到东晋陶潜《桃花源记》中与世隔绝的乌托邦式乐园——中国文学传统里最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无数民间故事和笔记小说的记载，都曾讲述在海上航行的人如何漂流到某海岛、与神仙遇合的神奇经历。比如说清初的笔记小说集《萤窗异草》里面收录的《落花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再比如《射雕英雄传》第三十回，黄蓉往求一灯大师治伤，途中被一灯号称“渔樵耕读”的四大弟子拦截，其中“书生”没有与黄蓉比武，却提出和她斗智。书生给黄蓉出的考题，包括诗谜和出句求对。

字谜诗的谜底是“辛未状元”，颇为自得地暗示了自己的出身来历。他出的第一个上联“风摆棕榈，千手佛摇折叠扇”更是再次影射自己，因为他当时正是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的；黄蓉针锋相对的下联“霜凋荷叶，独脚鬼戴逍遥巾”因此有效地讽刺了书生的骄矜。

至于她随即以“魑魅魍魉，四小鬼各自肚肠”回应书生所出的“琴瑟琵琶，八大王一副头面”，书中则明言其实黄蓉曾经在很早之前从父亲黄药师那里听说过这个在民间流传的“老对”。书生以为是“绝对”，因此用它相难，但是黄药师早已在多年以前想出了下联，“四小鬼”云云本是和当时自己的四个弟子开玩笑，此时被黄蓉移用，却恰好戏弄了包括书生在内的“渔樵耕读”四人。

最后，这场活泼的斗口以黄蓉再次对书生机智的回答结束：当书生根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的教导，批评黄蓉不应该让一个男子背负在身上的时候，黄蓉反驳说，孟子自己在道德上也并非无懈可击。她引述了父亲作的一首诗，诗中挑剔这位儒家圣人忽略了正统的周天子，求仕于各个诸侯国。书生大失面子，对黄蓉心悦诚服，只好放她过去。

这一章里的文字游戏以及黄蓉引用的诗作，不是金庸本人的发明，而是他博学征引的结果。其实它们都是中国古时流传的掌故，明朝作家冯梦龙曾把它们收集在《古今谈概》(又名《古今笑史》或《古今笑》)，但是原本互不相关的故事如今却被天衣无缝地融入了小说的叙事框架，而且还被赋予了十分对景和贴切的上下文。

那首指斥孟子的七言诗，被作者归功于黄药师，尤其是一个精彩的安排——黄药师被描绘成一个所谓“非汤武、薄周孔”的“邪门”人物，作这样调侃孟子的诗非常符合他的性格特征。

在上面的例子里，取自中国文化传统的断片被赋予流畅的上下文，宛如打碎的七宝楼台得到重建。就连“斗智”这一形式本身，都是很多古典白话小说和民间故事喜欢采用的题材。

金庸在给他发明出来的种种武功招数命名时，也往往从中国古典文学之中寻找灵感，而且把这一过程转移到他的小说人物身上。

在《神雕侠侣》第二十回中，年轻的男主人公杨过就是从魏晋之交的作家嵇康的诗歌之中得到启示，自创了一套剑法。嵇康曾写了一组四言诗《赠兄秀才从军》。杨过创造的剑法，每一招式都与其中的一行诗句契合，比如下面引的组诗之九：

杨过后来与绝情谷主激战时，一边吟咏上面所引的诗句，一边源源不断地使出他根据诗句发明的剑招，意态很像法国十九世纪的话剧《西拉诺·德·波杰拉克》里面的男主角（后来被改编成电影，诨名“大鼻子情圣”）在决斗时，一招一式常常伴随着对敌手的讽刺嘲弄，唯一的区别就是杨过并没有侮辱他的对手，他只是要向在一旁观斗的心上人小龙女展示他潇洒的剑术而已。

那么，如果一个读者熟知嵇康的话，这一内涵复杂的用典就更是别有风味了：身为魏末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性情峻烈刚猛，终于以此遇祸。

南朝钟嵘在《诗品》中评论嵇康其人其诗：“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这样的性格，恰好与杨过激烈偏执、对礼教大防不屑一顾的个性不谋而合，难怪作者要安排杨过对他的诗作情有独钟。

再说嵇康的哥哥嵇喜，就是诗中的“秀才”。嵇喜这个人据说颇为世俗，和嵇康浑不相类，但嵇康从小丧父，蒙母兄抚养成人，对哥哥还是有感情的，何况以诗赠人，未必都是实写，诗中的人物形象带有诗人理想化人格的投影。

嵇喜以秀才而从军，则原非一介武夫，而是亦文亦武，因此，嵇康把诗中的主人公写得威猛之中兼有儒雅风流：骏马华服，良弓良箭，虽然纵马疾驰，蹑景追飞，犹能顾盼自若，轻松闲逸，可见驭术之高明，风度之潇洒。

种种一切，极为符合小说中塑造的杨过之翩翩佳公子的形象。这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是从中可见金庸小说的魅力之一，便在于对中国读者深深积淀的文化记忆的呼唤。

一个成功的文化拼盘所需要的，是富有创造性的糅和、改造与重建，使得读者在目睹熟悉的材料被重新组合和编织的时候，既体会到具有特殊背景知识的“圈内人”的快感，又有一种新鲜感。

萧峰，生于契丹，长于大宋，则必须揭破他的出身之谜，并面对他的个人困境：在民族矛盾越来越严重的形势之下，到底是屈服于他对大宋汉人的感情，还是忠于他自己的种族。

虚竹，一个虔诚的小和尚，少林寺老僧的私生子，不仅要解决父母亲的身份揭示给他带来的心理震动，还必须不断抵御种种违背了他的信仰和佛家规矩的诱惑。

在叙述这三人如何分别解决他们与各自的背景所发生的矛盾的时候，作者巧妙地把几种不同的通俗小说文体融和在一起，包括历史小说、武侠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

在一个热爱戏曲的文化里，人物的性格类型常常和外在的体貌特征联系在一起，就像是京剧脸谱代表了不同的角色一样。

因此，当萧峰首次出现的时候，他的“浓眉大眼，高鼻阔口”，“四方的国字脸”和魁伟身材，他的豪放举止，甚至包括他面前的饮食——“一盘熟牛肉、一大碗汤、两大壶酒”——无不是传统的象征符号，显示出他是一个典型的“绿林好汉”，甚至好像直接来自公认为武侠小说鼻祖的明朝小说《水浒传》。

另一方面，段誉，一个生着“俊秀雪白”面孔的青年，出场之时全然不会武功，但是熟读儒、释、道经典，分明符合一个才子的形象。第一卷第一回的题目“青衫磊落险峰行”，其中“青衫”二字也是书生的传统指称。

此外，段誉从小到大，是父母的宠儿和整个王府以至皇宫注意力的集中点（他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在他的江湖飘流生涯中，几乎他所遇见的所有少女都对他倾心（虽然他对她们也未免有情，却只对王语嫣一人情有独钟）；他的举止言谈与极端阳刚的萧峰相比未免有些女性化，而他对少女王语嫣专心一意的爱慕则时时近“痴”，再加上他对政治权力和地位，甚至对武功（武侠小说里对武功的追求相当于才子佳人小说里面男子发愤攻读圣贤书以求中举成名）也全都不放在心上——所有这些，都令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

《红楼梦》是才子佳人小说传统的产物，但是它超越了以往的才子佳人小说，而且对才子佳人小说传统进行了“滑稽摹拟”（parody）；那么可以说《天龙八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红楼梦》自觉或不自觉的滑稽摹拟。

因为在《天龙八部》里，王语嫣就像林黛玉一样爱上了她青梅竹马的表哥，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这个表哥太醉心于功名，以至不惜牺牲表妹（在象征意义上，也在实际意义上）——恰好是《红楼梦》里贾宝玉的反面。

《天龙八部》的有趣之处不在于它从以往的通俗小说作品里广泛地借鉴，而在于它把不同小说体裁的内在因素并排放在同一个层次上，使得每种小说类型所特有的价值观和传统两两相映。

绿林好汉照规矩是不能陷入情网的，也不应该把儿女私情看得太重，而且，尤其应该避免爱上他从困境中拯救出来的女子，以免得到一个施恩望报、假公济私的坏名声。但是萧峰不仅爱上了一个他救的少女，而且在她死后悲伤万分，发誓终身不娶。

段誉，一个典型的才子型人物，则被抛入险恶的江湖，歪打正着地掌握了最高境界的武功，而且，非常“不典型地”和萧峰一起痛饮了四十碗烈酒，和萧峰成了结义兄弟（萧峰、段誉、虚竹三人的结义既是武侠小说里常有的情节，也是桃园三结义的遥远回声），后来题解是在萧峰身处险境的时候，表现出极大的“豪气”，和萧峰并肩对抗天下英雄。

像这样对于不同小说类型之内在因素的混合，并没有造成不同小说类型所代表的价值之间的冲突，也没有因为各种价值并列而使得这些不同的价值受到挑战。它使得人物性格变得更加复杂和丰富，但是最重要的，对传统小说副题与形象的创造性采用使得读者因为看到似曾相识的因素而感到熟悉、安心、亲切，同时又因为作者对传统的变化而感到新鲜。

一切“新”的东西，都必须有“旧”的做底子，没有原来的材料作为基础，“翻新”是不可能的。这些“原有的材料”，其存在不一定总是十分明显，它们静悄悄地然而又是强有力地运作着，以千万种不同的方式幽微地提醒我们的注意。

如果说现代生活好像一张织工不甚细密、但是色彩鲜艳诱人的伯卢奇壁毯，那么这张壁毯的经纬，便正是如此错综复杂地交织着这些新与旧/久的东西。

武侠小说，就像科幻小说或者悬疑小说在西方一样，是一个非常流行也十分商业化的文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金庸开始了他的武侠小说写作。他的小说最初往往是一天一段地连载在报纸上，用以吸引报纸读者。他的小说和报纸都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上的成功。

虽然金庸小说在很久以前就已成书出版，而且金庸花了十年的时间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删削，但是它们最初在报纸连载的形式却值得我们略作思考。

报纸和读者的关系，比任何其他商品都更能反映出产品和消费者的关系：因为报纸和书籍不同，通常一看完就被随手扔掉了（热衷剪报的读者是另一回事，因为剪报不是一张报纸的全部）。

坐在地铁里面全神贯注地阅读斯蒂芬·金、约翰·格瑞山或者金庸小说（如我不止一次地在纽约地铁里注意到的）的读者是一群具有特别需要的消费者：他们需要被手中的物体所“抓住”，需要暂时忘却自己和周围的环境。金庸小说基本上是符合这个需要的。

如上文提到过的，很多金庸迷都有过类似的体验：一旦开始阅读，就不能自已，放下任何其他可以被暂时中止的事情，“全力以赴”地阅读，哪怕通宵达旦，直到读完为止。日常生活带来的干扰会破坏这段幻想之旅的连续性，而阅读金庸小说带来一种如梦如幻的体验，是很难容忍被打断的。

构筑这样的梦想世界的先决条件，和玩电脑游戏不无相似之处，那就是建立一套毫不含糊的规则，读者必须根据规则来参与游戏。

金庸的小说世界是建立在一个清晰完整的道德秩序和行为准则之上的。这个道德秩序的结构是水平的，不是垂直的——因为它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而不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几乎所有的痛苦，除了爱而不得的苦恼以外，都是因为破坏了这些行为准则而引起的。这些行为准则的核心是两个概念 :恩与义。

金庸小说人物常常在内心独白或者在和他人的对话里分析、疑问或者辩护他们自己或者他人的行为，常常试图在道德的基础上判断某种行为空间合适不合适，应该不应该。

江湖虽然风波险恶，并非没有一定之规。金庸自己曾经说过，他在所写的武侠小说之中，不仅“自行设计了一套侠士们必须遵行的伦理道德观念”，而且“还有一套众所公认的是非标准”。有些为武林人士所公认的基本行为准则，就连书中的所谓邪派人物也往往迫于体面或舆论而不敢公开违反——一种高度理想化、浪漫化的生存情形。

“武林中人最讲究‘信义’二字。有些旁门左道的人物，尽管无恶不作，但一言既出，却也是决无反悔，倘若食言而肥，在江湖上就颇为人所不齿。连田伯光这等采花大盗，也得信守诺言。”（第三十五回）

更高一层的道德境界，是只有所谓“侠之大者”才能够达到的，那就是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奉献。“为国为民”的信条反映了儒家的信仰，虽然这不是原始的儒家教派或者中世纪时期的儒家的观念，而是近代中国士人所选择的对儒家经典的诠释。

金庸的“射雕三部曲”中的三个男主人公——郭靖、杨过、张无忌——虽然性格不同，经历各异，但是归根结底，无不俯首于“为国为民”这条原则。

“经书文章，我是一点也不懂，但想人生在世，便是做个贩夫走卒，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那就是真好汉，真豪杰了。（第二十一回）

《笑傲江湖》的男主人公令狐冲是金庸小说里“自由精神”的代表：他不为帮派规矩所拘，抗拒社会传统和世俗礼法，藐视关于剑术的正统学说，不执着于名门正派和异端邪教之间的区分。但是，他却决不曾超越“侠士们必须遵行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是非标准。

“大丈夫行事，爱怎样，便怎样，行云流水，任意所之”，完全不用理会“什么武林规矩，门派教条”。这一席话，说得令狐冲拍手称快。（第十回）

但风清扬所斥责的，只不过是那些“假冒为善的伪君子”，并不是仁善侠义的真君子。令狐冲追求的目标——也是这部小说所宣传的理想——是超脱一切世俗的羁绊，实现“自由自在”的境界，但是收束全书的，却是一个异常严厉的道德裁决的意象：

作恶多端的劳德诺，被令狐冲的妻子任盈盈用铁链和两只猴子锁在一起，跌跌撞撞地消失在深山之中。这种作为“人猿”度过余生的惩罚，既不自由也不自在的终身禁锢，比起小说结尾所描绘的令狐冲和任盈盈的幸福生活，是一幅更为强大、更为令人震撼的画面。

的确，金庸小说里面所常常反对的主要东西之一，便正是一种狭隘的“正义感”和在是非善恶之间划出一个过分简单化的绝对界线。

而且，作者也竭尽心力，向读者显示就连所谓“邪恶”的人物也值得同情，不是因为他们的性格被复杂化、多元化了，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这个烦恼人世的牺牲品（比如《天龙八部》里的“四大恶人”）。

但是，金庸小说里面“善恶”与“正邪”概念的有力存在和出现本身，就足以揭示这个小说世界的道德化程度。在这个虚构的宇宙里，尽管有干扰、中断以及慈悲带来的宽容和怜悯，但读者绝不会怀疑善良、正义以及所有“美好人类感情”的根本性存在。阅读金庸小说，这是最基本的“游戏规则”。

金庸自己曾说过，武侠小说的世界其实很不理想，因为它“只讲暴力，不讲法律”。但是，武侠小说中的世界唯其超越了国家法律，才得以生存，这是武侠小说这一文体类型决定的。

不过，这个世界却并非“只讲”暴力，恰恰相反，它是一个由种种严格的道德准则支架起来的叙事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之为阿多诺（Adorno）所谓的“社会的社会性对立面”（the social antithesis of society）。

援举一位金庸小说评论者的话为例，“在现实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感情为重、利益为轻的人绝不多见，至于说为朋友而牺牲性命，为原则而放弃前途的人，那就更少了，可以说，现代社会，早已没有人期望别人这样做。然而，在金庸小说的世界里，这种事经常发生......”

这里我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在现代社会”这个修饰语似乎用不着，因为在“古代社会”里，“利益为轻的人”也不多见，我们没有必要把“古代社会”浪漫化。

但是这位评论者的话确实向我们表明：金庸的小说世界虽然并不见得理想，但是却绝对被理想化了。这个理想化的世界，为渴望寻求“另一时间、另一地点”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时空框架。